Author: Jing Conan

先回顾一下最近沸沸扬扬的支付宝事件，事件起因是美国雅虎向SEC递交的文件里面显示，其控股的阿里巴巴集团早些时候已将旗下支付宝转让给内资公司，目的是为了获取国内第三方支付的拍照。

报告一出，舆论大哗。因为美国雅虎的市值已经不足两百亿美金。其中的一百亿美金来自阿里巴巴集团。其中支付宝占了一定比例。现在这一部分资产被转移走了，雅虎股价应声下跌。自然一票人亏钱呢。亏了自然要找人算帐，首当其冲的就是雅虎。
若干投资人起来告雅虎。理由是雅虎没有尽到及时披露信息的责任。也就是说阿里巴巴3月31号将此事知会美国雅虎，但是美国雅虎拖了一个半月才将信息披露，应对这一个半月购入雅虎股票的投资进行赔偿。面对投资人咄咄逼人，雅虎只能辩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与此同时，国内IT界，投行界掀起了一场场针对马云的道德审判活动。罪名是“违背契约精神”。马云的做法就以符合国家政策之名，行偷梁换柱之实。
介绍一下背景。由于特殊国情，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有鲜明的国家干预的特点，这和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非常不同。国家对于新兴产业都是默许态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再进行行业规范。牌照化是这种背景下产生，本意是通过国家颁发牌照实行准入制度，限制无序竞争。当然实现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权力寻租的事情。电信，互联网视频，地图业务都先后牌照化。第三方支付也是如此。
国家对于申领第三方支付的牌照有相关的文件规定。对于非全内资企业不予考虑，这是规则。事实上国家之前对于许多领域都有限制外资的规定，但是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资本怎么会不心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协议控制模式应运而生，这是潜规则。
协议控制，又称可变利益实体（VIE），简单的说，就是注册一家内资公司绕开监管，然后利用协议将内资公司的全部利益转移到外资公司，外国资本通过操纵外资公司来实现对内资公司的控制。因为外资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壳，他的全部价值来自于手上的内资公司的协议。一旦协议控制被禁止，外资公司就一文不值。
阿里巴巴股权是马云及管理层占31%软银占29%雅虎占40%左右，董事会管理层占两席，软银和雅虎各占一席，分别由孙正义和杨致远占据。

从现在的公开的信息大致可以猜到的过程是阿里巴巴董事会对于要拿牌照是有共识的，但是软银和雅虎方面希望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来实现，这样可以保证自己在阿里巴巴集团的利益，马云起初应当也是同意的, 至少是表面同意。起初达成的方案应该是，先转让支付宝，再协议控制，于是搞了3.3亿这个超低价格来避税。但是在转让成功，协议控制还没完成的时候后来马云探了央行的口风，央行似乎不希望协议控制存在，马云于是借坡下驴，决定终止协议控制。

软银和雅虎相当生气，觉得被耍了，坚决不同意。但是牌照申请的大限将到，马云决定先斩后奏，拿到牌照再说。到时候成了既定事实，软银和雅虎只有认呢，最多赔点钱了事。

在事件出了之后，雅虎称转让之前自己不知情，那不过是做给投资者看的。背后的谈判和博弈应当一直都在进行，本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马云手中呢。就想马云说的：“领了牌之前，我有大限，他们没有大限；领了牌之后，我没有大限，他们有大限。”

软银和雅虎都尚未表态，只说谈判在进行中。但是当事人不急，中国的投资界和IT评论界却坐不住呢，祭起”契约精神“的大旗，就开始拷问马云的道德呢。主要问题就是1.马云不经董事会同意就转移支付宝到自己的口袋里面。2.第二支付宝只有3.3亿太离谱。

对于第一点，董事会应该是有默契的，我不同意你干，你干了我也就认呢。这和国家不同意协议控制，但是众企业协议控制国家也不追究是一个道理。出了事之后雅虎能够怎么说，说自己知道，但是没有办法管？那么雅虎的股价会跌得更厉害，她只有辩称自己不知情。存在欺诈的可能性并不大，不然雅虎和软银不会和马云慢慢谈，会直接以欺诈罪起诉马云。如果事实情况是并不存在欺诈，只是马云使用计谋施压的话，就不存在道德卑劣之说。对于第二点，媒体存在明显的误导，3.3亿只是前期协议控制阶段的转让数额，有避税的考虑。在补偿方案还在谈判过程中的情况下，媒体胡乱的在报道中加上”3.3亿拿走支付宝“这样的字眼是非常有误导性的，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昔日马云将自己塑造成精神导师，言语中常有自封道德高尚。平时同行可能表面相处融洽，实际上都是乐得见到马云遭难，尤其是乐见马云在最自我良好的道德问题上受到指责。

指责马云的大致有几种心态。第一种，真的觉得马云违背了契约精神。第二种，马云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希望借此削弱马云的商誉来削弱阿里系。第三种觉得马云的行为会损害自己潜在利益。最后一种就是幸灾乐祸的看客。

第一种人在声讨大军中的比例并不多。大多数IT界的负面声音都是第二种，百度，腾讯，阿里三大巨头在中国互联网市值的百分是八十，谁人不忌惮他们三分？谁人又不希望他们落马？木秀于林，风必催之，三巨头接二连三的出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他们才有？非也，只是同行们对他们特别严苛罢了。投资界多第三种,因为害怕自己投资的公司也这样办，就难缠呢。而部分IT评论家和众看客则是第四种。

财新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旗帜鲜明的指责马云。而财新算是在国外比较知名的国内财经媒体。国外媒体了解这个事件的途径有限，于是竞相引用财新网为代表的国内媒体的文章。导致马云在舆论上面非常被动。被迫召开媒体说明会，向媒体解释。结果越解释越糟，国内媒体穷追不放。挖出了”协议控制“大作文章。最终VIE合不合法的问题被摆到台面。

央行肯定是不想VIE存在的，但是对于众多第三方公司都是VIE的结构，央行并不像过多纠缠。此番被媒体曝光，必定需要有人负责，据传央行已经开始调查拿牌企业是否存在VIE，似要在第三方支付领域彻底断掉 VIE之路。

须知中国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都是VIE结构的，虽然此次只是针对第三方支付，但是本来VIE就是灰色地带，央行的查出会不会带动其他监管部门查出VIE。一时之间，互联网业人人自危，前三种人全部傻了，引火烧身，烧到自家后院呢。第四种人则乐开了花，好戏越来越精彩。

这个事件还在继续中，未来会怎样。估计要等到阿里雅虎软银谈判结束之后，央行对VIE的政策明确了之后才能尘埃落定。

王晶 Jing Conan Wang

Boston University

hbhzwj@gmail.com

本文力争仅陈述事实（至少我相信的事实），尽量不带任何主观观点。当然我个人还是有观点的，可以私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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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读了《异类》这部久负盛名的畅销书。书中讲述了一个简单但是长期被人忽略的事实，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还和家庭背景、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功的人一定是非常努力的，但是努力的人却不一定成功，只有那些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在一个领域超过１００００小时）又极度幸运能得到机会女神眷顾的人才能够成功。

毫无疑问，异类对成功背后的规律进行了精辟的总结，知道这些规律，对于每一个希望做一番事业的年轻人都是不无裨益的。但是我要讨论的是《异类》所催生的宿命论和时代论所带来负面影响。

书中提到一个例子。硅谷高管的出生日期都在１９５５年左右，因为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在大学刚毕业之后，正好赶上了个人电脑时代来临的大好机遇。确实这种现象绝不是个例。如果你去查阅中国互联网领军人物的出生日期，你会发现他们也大致都在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３年之间。不独IT行业，改革开放之后陆续出现了几拨致富的浪潮，如果你去统计一下各个行业的商业领袖，大致也都能够符合得上。

异类由此成为轰动，被许多“有志青年”视为珍宝，王兴当属其中的代表人物。中国互联网毫无疑问就是验证《异类》的最佳场所，有句话说“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许多人会根据美国的市场发展推断中国的发展，然后准时回国踩点，抓住机遇。王兴模式指的是利用中国和美国的时间差，将美国出现的新技术Copy 2 China获的成功的模式。中国互联上所有知名的企业基本上走的都是这个模式。被冠以王兴模式的原因是他点比较背。

王兴０１年从清华电子系毕业去美国特拉华大学留学。其时美国互联网SNS浪潮出现端倪，做为《异类》拥笃的他觉得时不我待，于是辍学归国创业，先后创办“中国的facebook”校内网被卖，“中国的Twitter”饭否被封，“中国的Goupon”美团目前命运未知。可谓屡战屡败，但他毫不气馁，只要美国有了什么模式，王兴都能以最短的时间推出CopyCat。王兴模式由此得名。

王兴的点背在于，等他回国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已经热了一段时间了，不像张朝阳回来的时候还是一片处女地，美国互联网带来的机遇让无数人嗅到了财富的味道，资本裹挟着互联网淘金大军滚滚而来，而王兴回国的时候一无钱，二无人，三没经验，只有一个所谓的“机遇”。但王兴看到的机遇陈一舟也看到了，SNS美国已经大热，做COPYCAT回报高风险低，稳赚不赔的生意。比抢钱还是要论资排辈，王兴于是被挤走了，当然陈一舟后來也遭受了同样的待遇，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一舟埋怨“互联网大佬”太贪心的时候应该先检讨一下自己。

王兴只是当时留学归国潮的一个典型。时间就是金钱，因为时间带来了机遇。快速成长的中国市场和相对落后的状态让无数人嗅到了机遇的状态，大家都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异类”，回国就可以刚好踩在机遇上面，坐等成功。

错了！所谓天机不可泄露，《异类》所讲述的动人故事，只发生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的那个时代。当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机遇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异类。

经常听说周围的同学回国创业了，创业的内容都是做网站，SNS, 本地化电子商务，社交问答，各种稀奇术语都有。这些都是美国比较火的事物。但他们多半没有充足的准备，只有一个想法，还有“机遇时不我待”的幻觉。创业在他们的印象里面，就是扎克伯格那样在宿舍里面敲敲代码就有数百亿进帐。对于他们能否如愿，我表示很大怀疑。

年轻人，尤其是优秀的年轻人的主要毛病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有远见（包括我自己也有这点），觉得自己看到了机遇但是别人没有看到。成功就像买彩票，撞到大运就成了。媒体对于“Twitter”，“Facebook”，“Groupon”创业的一些扯淡的描述加深了这个印象。

《异类》所描述的是一个机遇相对匮乏时代的故事。大量的人达到了１００００小时的努力界限，但是少量的人才能获得机遇。在信息时代之前，技术浪潮之间的时间间隔大多几十到上百年，也就是说，你错过这个机遇就不会再有下一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机遇是尤为重要的，那是属于异类们的黄金时代。

随着社会会发展不断加速，不到十年就有会一个科技浪潮，而且技术革新越来越平滑和连续的出现，不再有那么明显的时间间隔。互联网填平了信息沟壑，机遇被更加广泛的传播，而不是掌握在少数拥有内幕消息的人手中。

可以说，现在的人在一年里面碰到的机遇比一百年前的人一辈子碰到得都多。但是机遇增多的副作用是人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更多的人纠结与如何选择，而更少的人能够专注于自身的提高。达到１００００小时付出的人越来越少。

这不是一个机遇驱动成功的时代，这是一个专注驱动成功的时代。不要有轻易觉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在这个时代失不再来的机遇已经凤毛麟角了，更多的是看你又没有足够的积累出抓住机遇。不然就会“起了大早，赶了晚集”。

各位“异类”们，你付出了１００００小时了吗？

今天在测试python代码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当嵌套使用列表和字典都时候。我本意是不断的append新的字典到原来的列表中。但是运行结果是list前面元素中的值也被更新呢，最后整个list上面的值是一样。在网上Google了一下，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这是python初学者常碰到的问题。

http://bbs.chinaunix.net/viewthread.php?tid=1787290

这应该是一个可变类型的引用问题。字典和列表都是可变类型，一般不要以列表或字典作为列表的元素。

>>> result=[]         #建立一个指向空列表实例的列表

>>> hi_baby={‘a’: ”} #建立一个字典引用，此时此字典对象含有一个关键字a

>>> hi_baby[‘a’]=’f1′   #修改此实例字典的a关键字的值

>>> result.append(hi_baby)  #把指向此字典对象的引用添加为result的元素

>>> result

[{‘a’: ‘f1’}]

>>>

>>> hi_baby[‘b’]=’f2′           #对该字典对象增加一个值对

>>> result.append(hi_baby)  #把此字典对象的引用添加为result的新元素

>>>

>>> result                        #此时result有两个元素，都是指向hi_baby字典对象的引用

[{‘a’: ‘f1’, ‘b’: ‘f2’}, {‘a’: ‘f1’, ‘b’: ‘f2’}]   #故结果就是两个重复的hi_baby字典的值对

———-

hi_baby其实是运行环境中的一个字典对象的引用， hi_baby={‘a’: ”},这个式子中左值只是表示它是右值的引用，右值才真正的创建一个字典对象。

如果后面 hi_baby[‘b’]=’f2′ 改成hi_baby={‘a’:hi_baby[‘a’],’b’:’f2′},这样这里的hi_baby指向了新建立的字典对象，最后的result的前后两个元素就不一样了。

我曾经觉得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文学，哲学，艺术有什么用，不过是有钱有闲人的玩意罢了，但是当我在工程的道路上面走得越远，我越是发觉科技不是主宰世界的全部力量。他们的发展给予了我们强大的力量，部分的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他们却没有教给我们如何使用这种力量。

网络时代的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大量的时间被浪费在网络上，明知不对却无法克制。我们不再能够静下心来品味一本好书，一段佳文，而是醉心与网络上肤浅无聊的段子。我们低头玩弄手机，却不在真实世界与人互动。没有了可以与之秉烛夜谈的挚友，却多了许多不太相熟的人脉。
网络攫取这我们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来完成它自身爆炸式的增长。是我们在使用网络，还是网络在使用我们？　它就像传说中狐妖一样，让她的猎物获得满足的同时吸取着他们的阳气。
不独网络产业，其它的工业产品莫不如此。起初它们是工具，给我们带来便利。但是经常我们也会变成工具，用以满足他们自身的增长。广而言之，资本也是人类社会的产品。起初资本用于调整社会财富分配，促进生产，提高人类的福祉。但是又有多少人沦为了资本贪婪的奴隶？制度同样是人类社会的产品。制度被设计用来为人服务，但是又有多少人变为了强大制度维持自身稳定的牺牲品？
问题出在哪里？其实我们也是一种产品，人类社会最大的产品就是人本身。只有追求“存留”的产品才会最终的存留下来，所以我们才看到产业要发展，资本要增值，制度要维稳，人类要繁衍。但是人所以异与其他所有的产品，就在于我们拥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丧失了这些，我们便于工具无异，就会变成机器的奴隶，资本的傀儡，制度的附庸。没有真正的文学、哲学、艺术的教育，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不过是一种侈谈。